宗教改革背后的金融暗战||都铎玫瑰之十四
世人通常所知的宗教改革的导火索，是马丁·路德神父的一份大字报。
1517年万圣节前夕，也就是十月三十一日那天，德意志一名大学教授兼神父马丁·路德 （ Martin Luther，1483至1546年）宣布他反对赎罪券，将他写的《论赎罪券功用的95条论文纲要》（通称为《九十五条论纲》）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在威登堡教堂大门口，并公开焚烧赎罪券，引发吃瓜群众的强势围观。
路德焚烧赎罪券
路德的初衷并非是号召宗教改革，只是认为教会的吃相太难看了，以一位神学教授的身份将赎罪券背后的神学理论提出来讨论，希望从内部清除天主教会的各种腐化现象。
然而此文就如同蝴蝶翅膀，被大量印刷并引发激烈社会反响，引爆了席卷全欧洲的政治飓风。基督教在1053年分为公教和正教（东正教）之后，公教再次被一劈两半，仍然以罗马教廷为尊的那一派叫做天主教，而新诞生的一派叫做新教。双方成为不共戴天的死敌，相互伤害了一百多年，无数生灵涂炭。
天主教和新教大辩论，左边天主教，右边新教
引发路德怒火的赎罪券是什么东东呢？
用一句话介绍，这是史上最有名的智商税。
赎罪券最初伴随着十字军东征而出现，当时的目的是给发给虔信的十字军以免除杀戮的负疚感，后来卖给贵族以让他们“赎买罪恶”，以求在死后能升上天堂。
长期以来，赎罪券严格控制发放范围，仅在十字军和贵族中发行，价格也比较昂贵。赎罪券的收割对象主要是有钱人，反正这帮人也有钱，交点智商税就当缩小贫富差距了。
十六世纪发生了两件事情，共同引发了赎罪券的泛滥。一是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使得大量印刷赎罪券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二是美第奇家族的成员当上了教皇。
印刷机这事比较好理解，美第奇家族是什么来头？
美第奇家族是欧洲历史上最传奇的金融家族。在十五至十六世纪，美第奇银行是欧洲最兴旺和最受尊敬的银行，分行遍布整个欧洲。
中国有句成语“富可敌国”来形容人很有钱，在大一统的中国，能做到富可敌国的人几乎没有，但是在分裂的欧洲，这样的家族能数出不少，美第奇家族名列前茅。该家族不仅富有，而且长期活跃在政坛，曾产生了三位教皇、多名佛罗伦萨的统治者，一位托斯卡纳大公，两位法兰西王后，和一些英国王室成员。
美第奇家族及其曾经的居所——佛罗伦萨美第奇宫的内景
在“王侯将相都有种”的欧洲，美第奇家族虽然是顶级富豪，却不像蓝血贵族们有显赫的出身，不符合“君权神授”的原则，属于被正统蓝血贵族所鄙视的僭主。因此，美第奇家族依靠金融积累了大量财富，在佛罗伦萨建立了家族统治，政治地位却不高，屡屡遭到罗马教会的打压。
美第奇家族也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教父，他们用大量的金钱赞助艺术家，名单中包括了马萨乔、多那太罗、波提切利、达·芬奇、拉菲尔、德拉瑞亚、米开朗基罗、提香、曼坦尼亚等等艺术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可以说，改变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文艺复兴，是美第奇们以一个家族之力赞助出来的。
影响意识形态的最佳途径，就是控制媒体。艺术品在当时就是最主要的媒体。美第奇在艺术上挥洒大笔金钱，有三方面目的：
一方面获得广泛地赞誉，提升家族影响力；另一方面在艺术作品中展现家族的正面形象，编造家族的历史神话；
此外，还有一个隐秘的目的，文艺复兴中展现的大多是古罗马的艺术传统，通过宣扬异教，来瓦解人们对天主教的信仰；天主教信仰是封建王权的护身符，天主教信仰被瓦解，则“君权神授”也自然被瓦解。
这三个方面，其实归根结底都是服务于共同的目的：稳固美第奇家族的地位。所谓文艺复兴，其实就是美第奇家族赞助的政治宣传秀。
如果对应到如今的时代，相当于某个超级富豪大量拍电影、在各种媒体上宣扬这个家族多么“伟光正”，同时影射国家存在各种体制问题……
中国历史上这么干的人也有，比如篡夺汉朝江山的王莽，以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司马昭。
本来，美第奇家族寄希望于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宣传，“日拱一卒”，逐步瓦解教皇的统治力量。
然而，一场政治谋杀改变了这一切，促使美第奇家族不惜一切代价，采取动摇教皇统治根基的激烈举动。
美第奇虽然在佛罗伦萨一手遮天，但他们也不是没有政敌。美第奇家族的敌人们处心积虑地谋划扳倒美第奇家族，以便自己取而代之。教皇则在其中煽风点火，挑起这些家族互斗。
1478年4月26日，美第奇家族仅有的两名嫡系继承人洛伦佐和朱利亚诺，在教堂中做礼拜之时，被政敌帕奇家族和神职人员联合刺杀，这一事件的主谋，则是当时在位的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
朱利亚诺身中十九刀当场身亡，洛伦佐也身负重伤，幸好躲进一个圣器收藏室幸免于难。
美第奇家族险些被连根拔除。劫后余生的他们很快就发起了血腥报复，参与谋杀的人被一一找出来各种花式处死，美第奇家族赞助的画家波提切利还把这些人的死状画下来，安放于佛罗伦萨的市政厅，以儆效尤。帕齐家族在全欧庞大的家业被剥夺，家族纹饰与任何有关家族姓氏的文献被销毁，家族中的寡妇和没出嫁的少女不许结婚。也就是要让对方断子绝孙。
然而，阴谋的真正主谋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仍然屹立不倒。西克斯图斯四世还命令教皇军首领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一世进攻佛罗伦萨。
这使得美第奇们认识到，为了保证家族的势力，光搞政治宣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染指教权。
天主教会是一个充斥着金钱腐败和暗箱操作的权力斗争之所。只要金钱运用到位，就能使这些“上帝的仆人们”乖乖地推磨。
对于富可敌国的美第奇家族来说，只要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洛伦佐的儿子乔凡尼和朱利亚诺的儿子朱利奥，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进教会系统。在金钱魔力的驱使下，乔凡尼八岁成为大主教，十四岁成为枢机主教，参加了三次教皇选举，三十八岁的时候终于如愿以偿，坐上了教皇宝座，成为利奥十世（1513年至1521年在位）。
教皇是欧洲各方势力争夺的风暴眼。除了各个金融家族之外，各国王权也经常插一杠子。教皇又是各方势力的代言人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谁也难以做到垄断。
美第奇家族虽然一时得势，但不能保证永远掌握教权。
万一将来被其他人反攻倒算怎么办？
经过苦苦思索之后，美第奇家族干脆使了个釜底抽薪之计：既然不能永久控制教皇，那就在能控制的时候，把教权彻底变成残废，让别人不能用这个武器再来对付美第奇家族！
如果大家都不用教权压人的话，在意大利地界上，不就是谁钱多谁是老大么。
至于比钱多，美第奇家族怕过谁啊？
正中为利奥十世，右侧为其表弟红衣主教朱利奥，即后来的克雷芒七世
这跟后世“把政府关进笼子”之后，谁有钱谁是老大完全是同样的套路。
摧毁教权的计划，就这样展开了。
利奥十世上任后大肆挥霍，花样百出。此公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酗酒寻欢。他宫内仆人竟发展到683人。不过最花钱的事情，还是兴建极为宏伟的艺术工程——圣彼得大教堂。利奥十世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并花费巨资，请被他们家族捧红的艺术大腕（比如米开朗基罗）前来创作，在很短的时间内耗光了三代教皇的积累，把下一届教廷的费用也提前花光了。
教会付给艺术家的天价薪酬，很大一部分又流回美第奇家族。嗯，你也可以理解为通过艺术品洗钱。
艺术品的两大功能：意识形态宣传以及洗黑钱，美第奇家族都发挥到极致了。
掏空教会家底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
圣彼得大教堂内景
接下来，他开动刚刚发明不久的古腾堡印刷机，疯狂印制赎罪券（indulgence），造成赎罪券的剧烈贬值。由于他敛财表面上的说辞是为了修建教堂，弘扬上帝的荣光。
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各位教会中人还真不好反对。若敢反对，一个大帽子压下来就成了异端，说不定要上火刑架的。
基督教宣扬人生下来带有原罪，必须通过种种手段赎罪后才能上天堂。这跟当今社会贩卖焦虑，然后再牟利的保健品贩子或者“成功学大师”干得勾当在本质是一样一样的。
原先教会的做法是通过贩卖焦虑吸引人入教，形成巨大的流量池，然后再基于流量池进行各种收割，于是教会成为千年以来欧洲最成功的商业组织。马克思评价说：“欧洲的教会是一个经济体系，也是一个当然也是个战争体系，更直接地说，是一个为战争服务的金融借贷体系。”
利奥十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算是用金融手段黑吃黑了。
利奥十世的创举，大幅降低了“上天堂”的门槛，并且极大增加了赎罪券的供应量，使得贩夫走卒也能通过赎罪券上天堂。同时缩短韭菜们的决策链条，降低行动成本，无需修行无需祷告，只要花钱就能上天堂，简单快捷。
不仅可以买给自己，还可以替死去的亲人购买，哪怕身在地狱，一样可以买票直升天堂。
团购还有优惠哦！
“需求三角”模型运用的熟练无比，不服不行。
在虔诚的贫穷基督徒看来，利奥十世简直是仁慈的大善人，让大家都买得起赎罪券上天堂！
利奥十世还进行了别出心裁的“金融创新”，拓展了赎罪券的保险功能。
他于1517年3月15日颁布了一种特别的赎罪券。购买了这种赎罪券的人，不仅能够获得“完全的赎罪和所有罪孽的宽恕”，而且“未来犯下的罪孽也可以优先赎罪”。
一般的赎罪券只能赎买一定年数的炼狱受刑，无限制特效的赎罪券是很罕见的，立刻轰动各地。
有钱人可以买它一百张在家里备着，杀个人放个火就掏一张出来，上帝不会责怪你的。
教徒们疯狂了。这么好的东西，砸锅卖铁也要买啊！
这不是刮地皮，简直是挖地三尺。
如果马丁·路德再晚点冒出来，保不齐利奥十世还能推出消费信贷，分期付款什么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把韭菜们彻底割秃了，击破他们忍耐的底线。反正实惠最终流向美第奇银行，教会这个冤大头承担民众的怒火。
又能挣钱，又能消灭教会这个大敌。这种天赐良机，逮到还不往死里整。
教会本来就是一个金融寄生体，这个寄生体上又寄生了美第奇。金融的寄生性和吸血性在此发挥到极致。
从金融的观点来看，赎罪券实质上相当于教会给予信用背书的信用货币。利奥十世此举，无异于滥发纸钞，刻意制造恶性通货膨胀，毫无底线地从民间搜刮钱财。
金融的本质属性就是信用，而信用是建立人类社会的基础。历史上最古老的银行是希腊神庙，人们对神的信仰转换成银行的信用，反过来，信用透支也就意味着提供背书的权力机构的瓦解。
利奥十世出身于美第奇银行世家，心里一定十分清楚，恶性通胀透支信用，就是最拉仇恨的取死之道。
利奥十世不愧于精通商业，为了扩大赎罪券的销量，他还进行了渠道创新，引入了分销体系。
他签订了一份秘密协定，授权美因茨大主教在他的属地出售赎罪券，承包期限为十年，所得由双方五五分成。
美因茨大主教为了购买大主教的职位就花了很多钱，为了获得代理权又花了一大笔钱，甚至不惜举债，因为他知道将来可以十倍赚回来。为了推销赎罪券，他精心挑选了能说会道的教士作为下一级代理商。
其中，多明我会托钵修士约翰·特泽尔成为他的首席代理商。
特泽尔贩卖焦虑并从中敛财的本事，堪比咪蒙。
他提着装满印刷好的收据的袋子，手握绑有教皇旗帜的十字架，他的助理们携带塞满赎罪券的丝绒袋，走街串巷进行路演推销。
他总是提高嗓门喊道：“现在我手上拿着的是通行证……引导灵魂进入天堂的通行证。”“金钱叮咚响，灵魂上天堂”。如果听众们犹豫，他就强调价格多么低廉，并且重申有罪孽的基督徒将要受到上帝重罚。
天主教士兜售赎罪券
骗子们能玩得这么嗨，是因为信仰宗教让欧洲充斥着傻子。
但是傻子再多，这个社会终究还是有明白人的。在明白人看来，如此发放赎罪券就是不择手段的敛财，甚至连穷人赖以为生的最后一个钱币都搜刮掉，简直太卑鄙太无耻了。
没有受过教育的穷人不会产生这样的念头，能够看穿教会把戏的通常都是有良好教育的贵族。本来，对于贵族老爷们来说，穷人的死活倒也无所谓。但是，穷人的钱都买了赎罪券了，就没钱交税了。甚至因为钱都买了赎罪券，饿死了没法干活了。
这尼玛就不能忍了啊！
教会的贪婪引发滔天怒火，在欧洲各地不断累积。各个主权国家还好，采用各种手段限制赎罪券的进入。一盘散沙的德意志地区被称为“教皇的奶牛”，于是成为赎罪券泛滥的“重灾区”，引发的怒火也更加猛烈。
明白人们虽然看懂了，但是谁也不愿意打响第一枪，承担无法预料的后果。最终，马丁·路德贴的那张大字报，点燃全社会的火药桶。
金融暗战不仅引发宗教改革的滔天巨浪，而且浪潮的蔓延，同样跟金融暗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欣赏完利奥十世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轮到他的表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也就是教皇克雷芒七世（1523至1534年在位）闪亮登场！
克雷芒七世青出于蓝，做的更隐蔽，更漂亮。
要想反对天主教会这个千年老妖，光靠一些散兵游勇可不行，得有主权国家作为根据地。
英国是最理想的候选。
新教运动在英国实际已有很长的传统，其中关键的标志就是教会控制以外的圣经在民间传播。
威克里夫是第一个翻译英文圣经的人。他发起的宗教改革，掀起了1381年英国农民大起义，传播威克里夫思想的罗拉德派，被认为不符合统治者利益而遭到残酷镇压，转入地下活动。
一些罗拉德派的传教士甘冒奇险，秘密传播威克里夫翻译的英文圣经，一经当局发现，就会被送到宗教裁判所被认定为异端，而遭活活烧死。
威克里夫版英文圣经一直是手抄版，效率低、价格高、数量少，影响范围非常局限。
要是靠手抄版圣经传播宗教改革思想，黄花菜都凉了。
幸亏德意志人古腾堡发明了印刷机！
考虑到赎罪券也是因为印刷机的出现才泛滥成灾的。印刷机导致了信息传播的十倍速变化，这场信息革命引发了宗教改革这场社会大地震。
印刷机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四次信息革命中的第三次。每一次都是引发剧烈变革的大事件。
第一次是语言的发明，标志着智人从所有人族生物中脱颖而出，同时伴随着其他人族的灭亡；第二次是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诞生的标志；第三次是印刷机的出现，使得知识再也不能被少数人所垄断，导致了人类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第四次则是电脑和互联网的发明。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其中。
路德宗在德意志兴起后，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通过印刷机大量印刷并广为传播。教会为了阻止德文圣经传播，特地制订了很高的赏格，奖励上交德文圣经的行为，而贩卖圣经的人一经逮捕，就要上火刑架。
就是这样的高压政策，却被一部分印刷商发现了其中的商机：由于赏金很高，印出来圣经直接拿去领赏，成为了利润丰厚的生意，于是他们用教会赏的钱印更多的圣经，一部分交上去领赏，其余拿出来卖。
至于上火刑架的危险嘛，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金钱印圣经！
我们再回顾一下马克思说的这段话：“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用来评价这些不怕死的印刷商，也是恰如其分。
要知道，教会拿一本圣经忽悠了欧洲一千多年，但始终严防死守民众接触圣经。识字的人民群众们（当时识字率也就5%左右，基本都是中产以上的精英阶层）都强烈渴望亲眼看看圣经里到底写了什么，是不是像教会说得那样，因此民间对于圣经的需求十分旺盛。这种需求比青春期少男少女对于性的好奇强烈了不知道多少倍。
因此，当时欧洲圣经的地下黑市极为火爆，其盛况比90年代中关村卖小电影光盘的热闹景象，有过之而无不及。圣经变成禁书可以卖得很贵，再加上教会的悬赏，更加刺激了出版商和销售商为了利润铤而走险。
当时，作为一个走私书商在民间卖个圣经就跟贩毒似的，得乔装改扮，暗语接头，身上都带着兵器，一言不合发现对方是教会的卧底就得抄家伙。
走私书商们过得都是刀头舔血的生活，但是架不住利润高啊！
正是教会出的钱，刺激了圣经的印刷，为圣经的广为传播推波助澜。这种想用奖励措施达到某一目的，却事与愿违的现象，在今天被称为“眼镜蛇效应”。十九世纪英国殖民印度的时候，当时野外有眼镜蛇伤人，殖民当局为了塑造亲民形象特地出了告示，凡是抓到眼镜蛇的，根据蛇尸领赏。印度有很多有经验的养蛇人，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一算，额滴神哪，我去交蛇领赏比耍蛇卖艺赚多了！于是很多人纷纷做起了养蛇生意，把养好的蛇交给当局领赏。结果当局花了不少钱，收到的蛇越来越多，但是野蛇伤人的现象一点也没缓解。
教会出台如此愚蠢的政策，都是源自坐在教皇宝座上的朱利亚诺·德美第奇之手。考虑到他身为金融家族的继承人，却出台如此违反经济常识的操作，还坚持了许多年。
这要不是故意的就见鬼了。
当时，古腾堡印刷机引发的印刷业暴利，在短期内催生了大量出版商。出版商是什么利润高卖什么，教会宣布的那些禁书就是最赚钱的书，因此他们印刷了各种违禁出版物，使得反宗教的人文主义思想大肆传播，但是卖得最火最赚钱还是圣经。
出版商之间也展开激烈竞争，欧洲大陆的圣经市场开发的差不多了，价格开始下跌，就要开发新兴市场。
什么生意都敢做的荷兰商人想到，英格兰还是一片处女地，也不管英国人是不是看得懂德文，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德文圣经通过走私的方式大量流入英国。
亨利八世当时还是天主教的拥护者，除了亲自上阵撰文驳斥路德的观点之外，还命令他最亲信的大主教沃尔西四处收缴圣经并销毁。
虽然贵为约克大主教，但沃尔西本人深受马基雅维利现实主义思想影响，对于宗教并不算虔诚，身为教皇特使的他对罗马教廷也谈不上尊敬，他甚至还拥有一个秘密的情人以及两个私生子。也正是因为对宗教不甚虔诚，他对于国王的命令只是应付一下，只烧书，不烧人。因此，英国虽然也禁止新教，但是宗教气氛比大陆上还是要宽松得多。
一位英国牧师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1494?–1536年）成为这一时期的关键人物。
他想，我们英格兰能有几个人会德文啊，得有英文圣经才行。于是，他偷偷跑到支持新教的德国城市沃尔姆斯，完成了圣经翻译工作。
1525年，丁道尔翻译的第一批英文圣经出版了，一共印制了6000本，并托人将这些圣经秘密运至英国。
发现市面上出现英文圣经后，沃尔西如临大敌，加紧了圣经的悬赏以及收缴工作。1526年2月11日，沃尔西在36名主教和其他教会要员陪同下，齐集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附近“观看人们将一篓篓的书烧毁”。
威廉·丁道尔
丁道尔知道自己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被付之一炬后，感到非常难过。有荷兰商人知道后，哈哈大笑：一看你就是新司机，我们老司机印出来的书，就是拿去让教会烧的。
丁道尔大吃一惊，不过在得知了荷兰人的盈利模式后转忧为喜，他也如法炮制，与一名叫做奥古斯丁·帕金顿的荷兰商人达成协议，由他收购所有丁道尔的书，送去主教那里领赏，丁道尔则用这些钱印制更多圣经。
于是形成了一个带有正反馈的增长飞轮，同时达成了三赢：沃尔西完成了任务，帕金顿赚了钱，而丁道尔印了越来越多的圣经。
哈雷的《编年史》中写道：“主教可以没收丁道尔的书，帕金顿得到丁道尔的感激，丁道尔则获得主教拿出来的钱。后来，有更多的新约圣经印行，汗牛充栋的圣经译本迅速运抵英国。”
所以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没有盈利模式！
那些唯利是图的荷兰商人们，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正可谓：
奸商拯救世界！
亨利八世在安妮·博林的影响下发动宗教改革时，英文圣经在英国已经是四处泛滥，有心人想在伦敦获得一本英文圣经并不算太困难。可以说，当时的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基本都看过了圣经。新教要求平等自由的思想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得到他们的广泛接受。在英国开展宗教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伦敦人经常组织宣扬新教思想的秘密集会，托马斯·克伦威尔就是这种秘密读书会的组织者。克伦威尔本人也是一个金融家，通过他的金融家朋友们以及圣经读书会形成人脉网络，他的身边渐渐聚集了日后发动宗教改革的庞大势力。
克雷芒七世通过赏格，巧妙地引发了圣经的泛滥，为宗教改革推波助澜。他在德意志与法国的斗争中、英国亨利八世的离婚案中左右摇摆，进一步对新教的兴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仅如此，克雷芒七世对威胁到天主教根基的新教运动，始终没有采取严厉的打击措施，甚至还不停地火上浇油。
例如，他委托佛罗伦萨人马基雅维利撰写《佛罗伦萨史》，其中揭露了许多教皇的丑恶罪行，极大地瓦解了神权历史观。
提醒一下，美第奇家族就是佛罗伦萨的统治者，他们对于佛罗伦萨的历史，教皇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比谁都清楚。
所以克雷芒七世的用心，不用多说了吧？
马基雅维利
这两位美第奇怀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精神打入教会内部，他们就如同秦朝的赵高，当堡垒难以从外部攻破时，就进入堡垒内部做卧底，把它整个稀巴烂。
由于出身于金融世家，他们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经济手段。他们的举动使得天主教的根基发生根本性动摇，宗教改革由此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克雷芒七世的继任者保罗三世力求“拨乱反正”，重塑天主教根基，成立耶稣会，进行反宗教改革，促成1545年召开塔兰托公会议，废除赎罪券的发行，但是已经为时已晚，持续一百多年的血腥无比的欧洲宗教战争由此拉开大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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